湖南全面小康统计监测问题

时间:2014-08-25来源:作者:浏览次数:

  

湖南全面小康统计监测问题

省统计局副局长李绍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小平同志在构想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时,第一次比较正式地提出了小康的概念,并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经历从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过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人们对小康的内涵、标准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到党的十八大,中央在设想第一个百年任务时,进一步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规划。
  在我省第十次党代会上,省委明确提出了“两个加快、两个率先”的总任务。在省委十届七次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小康建设分类指导、协调推进的新要求。这一系列宏观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出台,标志着我省全面小康建设,全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推进全面小康建设过程中,首先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
  一是理论认知问题。即什么是全面小康、为什么要建设全面小康、应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全面小康等一系列的认识问题。
  二是统计评价问题。即小康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和层面来衡量、用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和方法来评价、应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量化手段,来反映各地全面小康建设所处的阶段。
  今天重点交流全面小康建设有关的几个技术评价问题。
  一、小康评价指标体系设计问题
  小康是对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环境发展状况的综合测度,因此,评价一个地方的小康状况,必须使用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一般来说,指标体系与评价结果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指标体系越科学,则评价结果越准确。由于我们省的独特省情,因此指标的选取也具有独特性。
  第一,从纵向看,采用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指标体系。即对省和市州一级,采用的是全国统一的评价体系,包含了6个方面,23个二级指标。对县区一级,则采用我们省自行构建的指标体系,涵盖了5个方面,包括了22—24个二级指标。
  第二,从横向看,同一个层面采用的是完全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指标体系。评价14个市州小康建设情况的指标体系是完全相同的;评价122个县市区小康建设情况的指标体系是基本相同的。之所以基本相同,是因为从总体看,指标体系基本一致,但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县区,个别指标有所调整,目标值有所不同,部分指标的权重设置有所区别,目的是保证同类型集合之间,小康建设评价结果的可比性。
  理解这一设计,需要消除三个疑问。
  第一,为什么要选择两套体系而不是一套体系。
  采用两套评价体系,主要是因为湖南全面小康建设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按照国家的评价体系,2011年,湖南省全面小康总体得分为84.3分,比全国高1.1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位列第一。但分细项看,6大板块中,我省的文化教育、资源环境、社会和谐、民主法治四项软实力得分,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发展、生活质量这两项硬实力得分,又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小康建设中软硬两种实力,应该说,在建设的初级阶段,硬实力的地位和作用要大于软实力。因为软实力,无论是文化教育,还是社会和谐,都必须依赖于政府和社会的大量投入,而能够投入多少,取决于经济发展。在分析我省全面小康建设形势时,我们感到,如果用全国小康评价体系这一把尺子量到底,很可能被总体得分领先的假象所蒙蔽,很可能聚焦不到发展的短腿和问题的所在,有必要出台与湖南实际相符合的新的评价体系。
  单用我省自行制定的指标体系量到底同样不行。因为中间可能蕴含风险。风险在于国家对省一级的评价标准是统一的,而湖南在全国,又面临一个横向比较的问题。湖南要做到率先实现全面小康,评价体系涉及到的具体指标就必须走在前列,这就需要一级政府去抓、去推动。如果工作上失去了这么一个环节,那么省一级目标实现就会失去基础。
  唯一的选择是两套体系并行。两套指标体系的关系,就是树木和森林的关系。县一级小康是树,市州一级小康是片,省一级小康是林。只有每棵树都长好了,市州这片林子才长得好,全省这片森林才长得好。
  在设计两套评价体系过程中,我们始终关注最终结果是否衔接,省统计局对此也进行过多次模拟和论证,结论是,如果每个县都按照我们省自行设计的评价体系,都实现了,那么湖南省的全面小康就一定能够率先实现,并且实现的一定是高质量的小康。所以,这两套评价体系是紧密相连、相互补充的,区别的只是重心不同、重点不同。
  第二个疑问,具体指标的选择科学不科学?
  我们省对县区一级的小康评价,是按照分类指导的大思路来设计的。应该说,整个指标体系,紧扣了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战略目标,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民主法治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予以展开,符合中央要求。
  在具体的路径上,则是根据当前不同县区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先分成三个不同方阵,然后在保持指标体系总体一致的前提下,对不同方阵的县区,将个别指标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
  具体来说,在三套指标体系中,如果以二类县指标体系为基准,则一类县区是“一增两减”,增加了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减少了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和农村垃圾集中处理率。理由是:目前湖南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中,绝大部分贡献来自于一类地区,如果一类县区丢掉这个考核,将会影响全省文化产业在全国的考评结果;一类地区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了70%,农村的占比、农业的占比,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别都不是很大,即使增加后面这两个指标,考核的意义也不是很大。三类地区则是“一增一减”,增加贫困发生率,减少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理由是:三类县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比较滞后,经济结构比较低级,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脱贫致富是首要诉求。
  指标产生经过了五个流程。第一,通过学习十八大精神,将小康建设定位在五个方面;第二,将所有能够反映这五个方面的统计指标进行了归纳;第三,组织专家组,对指标进行筛选,并进行模拟测算;第四,将初选指标征求相关部门和领导的意见;第五,将修改后的评价指标,提交省委全会讨论,并最终由省委确定。由此可见,我省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力求既体现中央对全面小康建设的总体要求,也体现湖南小康建设的地域特色;既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科学基础,也有上下基本认同的民主基础。
  据此可见,指标体系具有三个特征:第一,针对性。与国家的评价体系相比,我省在经济发展方面指标调整比较大,引进了财政收入指标、税收占比指标、园区工业占比指标等。这些变化,瞄准的是湖南发展的短腿和弱项,具有较强的导向性。第二,客观性。每一个指标都有科学完备的统计制度作支撑,每一个指标都能做到客观量化,并且可采集、可测度的。第三,独立性。确保每一个指标含义上不交叉、内容上不重复、统计上无歧义,并做到尽可能简洁。
  第三,为什么对不同类型县区制定不同的目标值。
  对不同类型县区设置不同目标值,是因为县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按照国家评价体系测算,2012年,122个县区之间,小康实现程度最高的县比最低的县高35.5个百分点;GDP总量最大的县是最小县的78.4倍;人均GDP最高的县是最低县的18.7倍。这说明,如果用同一个标准值衡量所有县区,无论怎样定这个标准值,肯定会有一个群体,无论怎样努力,终将达不到这个标准;也会有这样一个群体,根本不需要任何付出,目标值也会轻易实现。当然,县区之间的这种巨大差异,更多地是因为资源禀赋、区位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造成的,用同一个目标值衡量所有县区,自然就是不公平的,所以,有必要对不同的县区采用不同的标准值进行测算。
  标准值的主要依据:
  第一,算账。即根据现在每个指标达到的实际水平,和历史上这个指标的平均发展速度,外推到目标年,应该达到什么水平。比如GDP、财政收入等,都是这样确定的。第二,根据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划目标确定。如城镇化率,国家小康要求是60%,所以我们在保证全省达到60%的基础上,将指标在不同类型县之间进行了分解。还有些指标,则根据国家和部门的十二五规划目标来确定,比如,文化产业占比。中央要求文化产业建成支柱产业,用统计的语言表述,就是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要超过5%。考虑到我省文化产业重点集中在一类地区,对二、三类地区不实行考核,因此一类地区要承担比5%要大的贡献,根据测算,这个目标值定在8%比较合适。第三,进行横向比较。对既没有历史数据,也找不到规划依据的指标,比如城乡居委会依法自治率、公共文化体育设施面积等,主要是参考其他省的考核标准,在比我省发达和落后的省份中,折中来确定。
  对这些目标值,应该从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要从长远发展看。目标值并不是一年、二年要达到的目标,而是一个较长过程要达到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基数的不断抬高,跨越的难度也在不断下降。比如,我省GDP在2008年迈过第一个万亿台阶,用了至少30年时间。而2012年迈过第二个万亿台阶,只用了短短4年。
  第二,要从激励需要看。既然是目标,就一定要努力才能实现,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才是有激励作用的目标。一个目标如果顺其自然就能达到,目标就失去了意义。
  第三,要从联系实际看。即联系实际来思考数据的合理性。比如,很多地方反映,三类县农村居民收入指标定高了,但如果我们把9000元的目标值摊到365天,每天收入不到25元。如果维系每天的开支还不到25元,放在现在都不高,放到2020年,肯定不够小康标准。
  第四,要从平均视角看。不能看个别县区,而必须看多数县区和所有县区的平均情况。分类指导,目的是为了消除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无论怎样分组,组内的差距依然不可避免。由于目标值照顾的是整体的情况,因此,必然有一部分县区,某一个甚至几个指标达不到要求。其实这也没有多大关系,认定一个地方是否实现小康,并不要求所有指标都要达到标准。比如,国家规定,只要实现程度达到95%,江苏规定,只要实现程度达到90%,就视同实现了小康。
  与指标体系密切相关的是权重。我省三类县五大板块权重的分布是均衡的。其中,权重最大的是经济发展,达到45分,体现了省委补齐短腿、加快发展的决心。同时在经济发展中,降低了GDP权重,增加了经济质量和经济结构权重,把省委明确的,实现总量、质量、均量协调发展的思路,较好地落实在了具体的考核实践中。而对一些湖南具有天然优势,不需要多大努力就能够实现的指标,则赋予了较低的权重。这种权数分布,既体现了对湖南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评价,也是一种务实的思想。
  二、统计评价问题
  需要掌握三个要点。
  第一,要准确理解和掌握每一个具体指标的科学内涵。
  包含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对每一个具体指标的含义、统计范围、统计口径、统计方法、统计渠道,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掌握。如果对具体的指标理解不正确,很可能既影响到一个地方对全面小康建设工作的推进,也影响到上级对这个地方发展结果的评价。比如,人均GDP就是不变价GDP而不是现价GDP。现价GDP与不变价GDP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反映经济发展的本质也完全不同。所以,如果不能准确掌握,很可能陶醉在现价GDP幻觉中,到真正评价小康建设的时候,就会产生偏差。再比如,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就一定要注意分子与分母口径范围的一致性。从理论上讲,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一定不会超过100%。如果口径不同,很容易导致数据歧义。
  第二层意思,要准确理解每个指标的评价方向。方向无非是三大类。第一类正指标,即数据越大越好的指标。比如,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等。第二类逆指标。即数据越小越好的指标。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单位GDP能耗、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贫困发生率就属于逆指标。第三类区间指标。这类指标要落在一个区间内才合理,过高或者过低都不行。这类指标,在对县区的考核体系中,没有设置。在对市州一级的考评设置了6个这样的指标。比如说,基尼系数,国家制度规定,如计算结果在0.3—0.4之间记满分,超过0.5记0分;城乡居民收入比,计算结果在1—2.8之间记满分;如果低于1或高于4则记0分。
  第二,要准确掌握指标的数据处理方法。
  指标的数据处理,实际上就是一个无量纲过程。由于20多个指标,分别带有不同的计量单位,从理论上讲,这些带有不同计量单位的统计指标,是不能够直接相加,或者相减的,直观的比对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小康监测又需要通过比对不同指标来给出一个综合性结论,这就需要对每一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通过消除计量单位,得到一个标准化值,进而通过对标准化值的比较,得出一个综合性结论。
  一般来说,标准化值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当标准化值大于1时,标准化值按1计算。转化为具体的操作,就是每一个指标都以目标值为标杆,当实际值超过目标值后,超出部分不再加分,这就避免了优势补劣势,长腿补短腿的问题,体现了均衡发展的理念。
  第三,准确掌握数据的综合合成方法。
  注意两个算法:
  第一个算法,实现程度怎么算?即将每一个指标的标准化值与权数相乘,得到每一个单项指标的得分。将每一个单项指标的得分相加,就能够得到实现程度的最后得分。以此为基础,在每一个类型的县区中,将实现程度得分,从高到低排序,然后依照奖励名额的分配,取足数额,就能够得到十先进。对于合成指标,如经济结构指数、安全指数等,则根据各组成指标的标准化值,并依据其在合成指标中所占的比例,计算得到合成指标的得分。
  第二个算法,提升幅度怎么算?计算原理与实现程度大体一样。不同的只是公式中的标准化值,用每一个指标的年度增长速度来代替。
  三、统计监测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如果站在纯技术的角度,我认为,各地在全面小康建设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并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全面小康是一个综合概念,而不是一个单指标概念。之所以要提这个问题,就是为了防止对全面小康的认识和理解出现偏差,单纯地把小康问题看成是一个经济总量问题,或者是一个居民收入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小康概念丰富完善的过程中,高层的确对小康有过形象的描述。比如,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800美元”;十八大报告在描述小康目标时,也提出过“两个倍增”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只是站在群众最易理解的角度,从一个重点方面,对小康社会所做的形象描述。但这一描述,绝不等于全面小康建设的全部内容。事实上,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而要对一个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进行准确描述,一个单一的、具体的指标远远不够。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只有经济发展、政治开明、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环境友好的社会,才是一个全面、协调的社会。这就要求各地在抓全面小康建设时,既不能忽视物质层面的东西,也不能忽视精神层面的东西,还不能忽视社会所处的外围环境的东西。不要纠结于个别指标,而要看小康建设的总体。当然,注重总体,并不反对各地从实际出发,针对自身的短腿和弱项,抓重点、重点抓。相反,这恰恰是推进全面小康进程的有效方法。
  第二,我省自行制定的评价方法,是一个对所有地方都比较公平的评价方法。由于十先进,主要是以实现程度为标志,而这一标志,由于包含了各地发展的历史积累,因此,之前发展快的地方、发展基础好的地方,具有评上先进的先天优势。但是,在十先进评比中占了便宜,在十快进评比中相应就要吃亏。同样分量的十快进,由于是将每一个指标的增长速度,作为标准化值来进行测算,因此,越是基础差、总量小的地方,越是容易表现出超常发展的态势。对一个总量基数比较大的地方,要取得与基数较小地方同等的增长速度,面临的难度会更大,需要的付出也会更多。所以说,现在这套方案对每一个地方都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环境,越是没有机会获得“十先进”的地方,越是有可能获得“十快进”。每个地方,既不要因为现有的发展基础好而自满,也不要因为现有的发展基础差而自卑。
  第三,一定要注意数据之间的关联性、逻辑性和协调性。任何一个指标,都是从一个侧面来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由于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因此,从某一个侧面对其进行描述的具体指标之间,就一定存在某种经济技术联系。如果最后表现出来的数据撕裂了这种联系,在没有特殊原因可以解释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你的数据出现了问题。统计上,对指标之间协调性的判断有一系列成熟的办法。比如,大家熟知的克强指数,就是评价GDP数据准与不准的一个有效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讲,数据的逻辑性、协调性,就是数据的准确性。数据要做到准确,前提是实事求是。统计上有一句格言,叫做制造一个数据谎言,就需要同时制造十个数据谎言来维系,说的都是一次数据上的不严肃,会带来持续的、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目前考核多元化的情况下,数据上的不严肃,很可能会引起跷跷板效应,导致一个地方手忙脚乱,顾此失彼。要避免出现这种现象,就一定要做到实事求是。
  第四,一定要注意全面小康建设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而是所有部门共同的责任。小康建设领导小组下发的考核办法已经非常明确,20多个考核指标,数据来源涉及到20多个部门。按照省委的要求,这些部门都会围绕各自负责的指标,建立规范、完善的统计制度,并对各自负责的数据,进行科学的评估认定。这表明,最后结果的获取,绝不单纯由哪一个部门负责,更不单纯是哪一个部门能够负责。但在现实操作中,我非常担忧,各地会不会赋予基层统计部门与其职能不相称的责任。重视统计工作没有错,发挥统计部门在统计监测过程中的技术协调作用甚至是技术牵头作用也没有错,但如果把所有的工作,把考评结果的最终责任,都压在统计部门的身上,那可能就有问题。全面小康有没有实现,能不能实现,关键在于围绕这些指标,你工作推进得怎么样,而不是围绕这些指标,你数据出得怎么样。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项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征程;评价发展的各种手段,也是一项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探索。今天推出的小康评价方法,在实践过程中肯定会暴露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真诚地希望各位,在实践中能够发现这些问题,指出这些问题,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使得我们的考核评价办法,能够伴随全面小康建设的不断推进,而得以不断的规范和完善。